他把那张支票推到一边，拿起笔，铺开一张信纸。

墨汁蘸得饱饱的，笔尖落在纸上，沙沙地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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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托马逊先生：

请允许我先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与敬意。自您的《弗朗西丝·沃斯通探案集》第一卷上市以来，已满两月。这两个月里，我们加印了四次，累计销售五千余套。随信附上的这张支票，是您截至目前应得的分成收入，共计五十英镑。

埃杰顿先生停下笔，又看了一眼那个数字。

五十英镑。

他继续写：

我知道，对于您这样的作者来说，五十英镑或许只是一个开始。但我还是想请您知道：两个月，五千套——这是我从事出版业二十年来，从未见过的成绩。您的书不仅在伦敦卖得好，我相信，它很快就会传到更远的地方。爱丁堡，都柏林，也许还有欧陆。

您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角色，托马逊先生。弗朗西丝·沃斯通——那个住在阁楼里的女人，那个用指纹和体温说话的人——她会走得很远。

他顿了顿，笔尖悬在纸上。

接下来要写的，才是这封信的重点。

托马逊先生，我今天写信给您，不只是为了汇报账目。我想向您提出一个请求——一个我希望您能认真考虑的请求。

我希望与您签订一份独家出版协议。

如果您愿意将您未来所有作品交由埃杰顿出版社独家出版，我愿意将您的分成比例，从目前的一成，上调至一成半。

一成半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，您比我更清楚。如果您的下一能取得与第一卷相当的成绩，您的收入将是现在的一倍半。如果您的书能卖到一万套、两万套——您的收入将达到数百甚至上千英镑。

我愿意与您分享这一切。

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
然后他继续写：

我知道，以您今日之声望，伦敦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会争相向您伸出橄榄枝。蓓尔美尔街上那些曾经拒绝过您稿子的人，现在怕是彻夜难眠。如果您愿意，您可以轻易拿到比这更好的条件。

但我想请您考虑一件事：当初您的稿子无人问津时，是我签下了它们。当初您坚持要分成、不要保底时，是我点了头。当初所有人都不相信一个新作者的侦探小说能卖出去时，是我印了那一千套。

我不是在邀功，托马逊先生。我只是想说——我相信您，从一开始就相信。

我希望您能继续相信我。

他写完这一段，又看了一遍。

然后他拿起那张支票，仔细地折好，放进信封里。又把信折好，轻轻塞进去。

信封口封上蜡，盖上印章。

他拿着那个信封，在烛光下端详了一会儿。

五十英镑。

一成半。

托马逊。

那个从未露面的神秘作者。

他到底是谁？

埃杰顿先生摇了摇头。不知道。也不该知道。作者想匿名，那是作者的事。他要做的，是出好书，算好账，按时寄钱。

但他忍不住想：这个人，会答应吗？

还是会被那些大出版社抢走？

他把信封放在桌上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
窗外，柯曾街沉浸在夜色里。远处蓓尔美尔街的方向，隐隐约约还有一些灯火——那些大出版社的窗口，也许也有人和他一样，正在彻夜难眠，想着怎么把这个托马逊抢到手。

他忽然笑了一下。

“托马逊，”他轻声说，“你会回来的，对吧？”

没有人回答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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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天后，朗博恩。

班纳特先生从仆人手里接过那封信，看了一眼封蜡上的印章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。

他走进书房，把信放在玛丽面前。

“伦敦来的。”他说。

玛丽抬起头，看了一眼那个信封。

她认得那个印章——埃杰顿出版社。

她拿起信，拆开。

先掉出来的，是一张支票。

她低头看了一眼那个数字。

五十英镑。

她的手顿住了。

五十英镑。

她看着那个数字，看了很久很久。

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
意味着她的书，两个月卖了五千套。

意味着五千个人——五千个她不认识的人——读过了弗朗西丝·沃斯通的故事。那些人坐在伦敦的客厅里、书店里、咖啡馆里，一页一页地翻着那些她亲手写下的字。他们跟着那个阁楼里的女人一起，看着那些指纹，算着那些体温，最后在那个管家的指印面前，恍然大悟。

五千个人。

她忽然觉得有点想哭。

不是因为五十英镑——虽然这笔钱确实很多，够她给简买一柜子诗集，给伊丽莎白买一屋子的新书，给基蒂和莉迪亚买最漂亮的新裙子，够她再也不需要担心“嫁不出去怎么办”。

是因为那些数字背后的人。

那些她不认识的人。

那些正在读她故事的人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信，开始读。

读着读着，她的眼睛亮了起来。

读着读着，她的嘴角弯了起来。

读到最后，她把信放下，抬起头，看着父亲。

“父亲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埃杰顿先生想和我签独家协议。”她说，“分成……提到一成半。”

班纳特先生的眉毛挑了起来。

“一成半？”

“嗯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笑了。

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他问。

玛丽点点头。

“意味着他怕我被别人抢走。”她说。

班纳特先生笑得更深了。

“没错。”他说，“蓓尔美尔街上那些大出版商，现在应该已经派人打听了。他们会拿着两成分成、三成分成的合同来找你，会用最好的纸张、最贵的装帧诱惑你，会告诉你‘埃杰顿那种小铺子配不上你’。”

他顿了顿，看着玛丽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玛丽低下头，又看了一眼那封信。

信上那些字，是埃杰顿先生亲手写的。那些墨迹，是他一笔一画落下的。他说“我相信您，从一开始就相信”。

她想起两个月前，父亲带着两卷手稿去伦敦的那几天。想起那些大出版社的拒绝，想起舰队街那些只认法律书的印刷作坊，想起最后那间不起眼的柯曾街11号。

是那个人，愿意赌一把。

是那个人，在她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点了头。

她把信折好，放回信封里。

“我还没想好。”她说，“但我会给他回信的。”

班纳特先生点点头，站起来，走到门口。

“慢慢想。”他说，“你现在有资格慢慢想了。”

门关上了。

玛丽一个人坐在书房里，手里攥着那张五十英镑的支票。

窗外，阳光正好。

她忽然想起弗朗西丝·沃斯通。

那个住在阁楼里的女人，那个被人小看、被人误解、却总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女人。

她也曾是那样的。

但现在，她不再是了。

五千个人读过她的故事。

五千个人知道弗朗西丝·沃斯通。

很快，还会有更多。

她拿起笔，铺开一张纸。

玛丽拿着那封信，在书房里坐了很久。

窗外的阳光从斜照变成直射，又从直射慢慢偏西，落在她面前的桌上，落在那个拆开的信封上，落在那张五十英镑的支票上。

她没有动。

她在想事情。

想两个月前，父亲带着两卷手稿去伦敦的那些日子。想她坐在客厅里数着心跳等消息的样子。想父亲回来时，从皮包里取出那份合同，递给她的时候。

那时候，埃杰顿先生根本不知道她是谁。

那时候，他只是个柯曾街上的小出版商，一间破破烂烂的铺子，一个愿意赌一把的普通人。蓓尔美尔街上那些大出版社看不上她的稿子，舰队街那些只认法律书的印刷作坊，只有他——只有他愿意停下来，翻开那些纸，一页一页地读下去。

他读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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