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好了。”郑局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，“该布置的都布置了，剩下的就是等待猎物上钩。”“孙荣，布控的事情你要盯紧，一定不能出任何纰漏！”“明白。”孙荣回答。档案室里...编织厂七车间里，空气里浮动着细密的棉絮和机油混合的微甜气味。午后的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，在织机轰鸣的间隙里，能看见光柱中无数微尘无声翻涌。小刘媳妇叫林秀云，四十出头，鬓角已有几缕灰白，但身板挺直，手指粗粝却灵巧，正蹲在一台老式无梭织机旁，用改锥拧紧一处松动的导纱杆。她听见脚步声，抬头时脸上还带着干活的专注，看见小刘，又瞥见他身后穿着便装却气度沉稳的孙荣，眼睛微微睁大，下意识抬手抹了把额角的汗，袖口蹭过脸颊，留下一道浅浅油印。“哎哟，小刘你咋来了？还带人？”她站起身，工装裤膝盖处磨得发亮，脚上那双旧布鞋鞋帮也开了胶。小刘赶紧介绍：“秀云，这是李队，县局刑侦队的，咱长乐有名的李东李队长！”林秀云一怔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脸上立刻浮起一层红晕，不是羞怯，是那种被熟人郑重介绍时特有的、略带拘谨的荣光。她往前半步，想伸手又缩回去，只用力搓了搓掌心，声音比刚才亮了几分：“哎哟，李队！久仰久仰！俺们厂里女工们可都念叨您呢！前年抓那个‘黑影子’，还有去年……去年那个……”她忽然卡住，目光飞快扫过周围几个正偷瞄这边的女工，压低了点嗓子，“……那个姓焦的案子，要不是您，俺们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！”孙荣笑着点头，没接那案子的茬，只说：“林师傅太客气了。今天来，是真有事求您帮忙。”“您说！”林秀云腰杆儿挺得更直了，眼神里透出一股子被信任后的笃定，“只要俺知道的，一个字不藏！”小刘在一旁咧嘴笑：“瞧见没？李队，她这人，嘴严实，心热乎，厂里几十年的老黄牛！”孙荣不再绕弯，从公文包里取出秦建国那份牛皮纸信封，小心抽出其中一页——长乐县编织厂87年改制评估报告摘要。他没递过去，只是摊开在林秀云眼前，指尖点着那一行刺眼的数字：“林师傅，您看这个。87年，厂子改制，固定资产原值估价一百二十万，最后评估价，只有四十万。您在厂里干了快三十年，这事儿，您还记得吗？”林秀云的目光落在那页纸上，像被钉住。她没立刻说话，只是眯起眼，凑近了些，鼻尖几乎要碰到纸面。车间里织机的嗡鸣似乎一下退远了，只剩下她粗重了一拍的呼吸声。她伸出食指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蓝靛色，缓慢地、重重地划过“120万”和“40万”两个数字，指腹摩挲着纸面粗糙的纹理，仿佛在触摸一段早已风干的伤口。“记得。”她终于开口，声音干涩，像砂纸擦过木头，“咋不记得？那会儿，厂里人人都记得。”她顿了顿，目光从纸上抬起，越过孙荣的肩膀，投向车间尽头那扇蒙尘的玻璃窗。窗外，是厂区内几排早已停产的旧厂房，红砖墙皮大片剥落，露出底下灰黑的砖芯，像溃烂的旧痂。“那会儿，俺们厂，不光是长乐数一数二的利税大户，全县姑娘都想进来的‘金饭碗’。”她声音低下去，却更沉了，“新来的女工，头一年工资就比县城中学老师高两块五毛钱！厂里有托儿所，有卫生所，有食堂，过年发的米面油，堆得跟小山似的！连俺们这些普通工人，家里盖房，厂里都批木料，给水泥票！”小刘在一旁轻轻插话：“秀云，说重点。”林秀云没看他，视线依旧黏在远处那片颓败的厂房上，仿佛在和记忆里的自己对话：“重点？重点就是，一夜之间，全没了。”她猛地转回头，眼眶有些发红，但没泪，只有一种被岁月反复碾压后沉淀下来的、近乎冷硬的亮光：“评估组来那天，是八月十三，三伏天，热得人喘不上气。领头的是个戴眼镜的男的，姓蒋，后来听说是经委的。他带着几个人，拿着卷尺和相机，满厂子转，照相照得可勤快了。照机器，照仓库，照厂房，连厂门口那棵老槐树都照了三张！”“照完了，就在厂办会议室，开了三天会。”她嘴角扯出一个极淡、极苦的弧度，“俺们几个老工人代表也列席了，坐在最后排。蒋主任讲得可好听了，说啥‘资产盘活’‘轻装上阵’‘面向市场’……可等评估报告出来，俺们傻了眼！”她一把抓过孙荣手里的那页纸，手指用力戳着“德国产喷气织机”那一行：“这台机器！进口价七十八万！光是海关税就交了十二万！说明书厚得跟砖头一样，操作手册全是洋文！评估报告上写啥？‘技术落后，严重磨损，残值率百分之十五’！”“还有那仓库！”她声音陡然拔高，引来附近几个女工好奇的张望，“八三年新建的钢架结构，防潮防火，顶棚刷的都是银粉漆！评估报告上写‘结构老化，承重不足，需立即拆除’！可它到现在还立着呢！前两天厂里招新保安，还在那仓库门口搭了岗亭！”“最绝的是厂子的地！”她冷笑一声，胸膛剧烈起伏，“厂子占地四十二亩，紧挨着国道，交通方便得很！评估报告上写‘地处偏僻，远离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，土地价值为零’！可现在呢？厂子后门那条路，早修成了柏油大道！旁边新盖的家具城，租价一平米一天一块八！地价翻了十倍都不止！”一口气说完，她胸口起伏着，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，不是因为热，而是情绪在血管里奔突。她喘了口气，忽然问：“李队，您知道最后那四十万，咋分的吗？”孙荣摇头。“厂长、书记、副厂长、财务科长、供销科长……一共七个人，分了三十八万五千！”她报出数字时，每一个音节都像从齿缝里挤出来的冰碴，“剩下的一万五，给了厂里六个老劳模，一人两千五，说是‘鼓励先进’！俺们这些普通工人呢？每人发了五百块钱‘一次性安置费’，外加一张写着‘自愿买断工龄’的纸！纸是红的，血写的，俺们签的时候，手都是抖的！”她抬起手，摊开手掌，那上面布满老茧和细小的裂口，指关节粗大变形：“李队，您看这手。三十年，就在这台织机上，拉断了多少根经线，织坏了多少匹布？可最后，换来的就是这五百块！连俺家孩子下初中的学费都不够！”沉默像一块浸了水的厚布，沉甸甸压在七车间轰鸣的背景音之上。几个偷听的女工悄悄停了手里的活，站在远处，默默看着这边，眼神里没有八卦，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认同。小刘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被林秀云一个眼神制止了。她转向孙荣，目光灼灼：“李队，您今儿来问这个，是不是……跟李德昌主任的案子有关？”孙荣没有回避，郑重地点了点头：“是。我们怀疑，李德昌主任的死，跟这些年他在经委主持企业改制过程中，造成的损失和不公，有直接关系。林师傅，您觉得，当年厂子里，谁受的伤最重？谁恨得最深？”林秀云没立刻回答。她转身走到自己工位旁，从一个褪色的蓝布包里，摸索出一个硬壳笔记本。本子边角磨损得厉害，封皮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“赵师傅记账本”，字迹早已洇开。她翻开泛黄的纸页，里面不是账目，而是一张张剪下来的旧报纸，还有几页手写的名单，字迹密密麻麻，力透纸背。“赵师傅，俺们厂以前的老会计，”她声音低沉下去，“他心里跟明镜似的。他活着的时候，就偷偷记着这笔账。”她指着其中一页，上面用红笔圈出三个名字：“陈大山，车工，干了三十年，手被绞进车床里，锯掉整条右臂，厂里赔了三千块，后来靠卖烤红薯养活一家五口，前年冬天，冻死在桥洞下。”第二个名字旁，画了个小小的、歪斜的十字：“王桂英，细纱挡车工，为了赶工期，连续上四十八小时班，突发脑溢血，瘫在床上五年，前年走了。她男人是厂里锅炉工，也下不了班，家里两个孩子，一个辍学去打工，一个……”她喉头滚动了一下，没说完，手指移到第三个名字，那里贴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，是个笑容腼腆的年轻人：“李卫国，技校毕业，分配到厂里，小伙子技术好，心眼实诚。评估组来那天，他喝多了，跟蒋主任吵起来，说人家把厂子当垃圾场，把工人当草芥。第二天，他就‘失踪’了。厂里说他自动离职，档案都找不到了。他爹，就是咱们厂的老焊工李建国，寻了他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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