表。

历代酷爱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”，这两句词的人很多，他们的理解却大相径庭：有人说这是秦观自悔不该离乡入仕，更不该介入党争，也有人说这是秦观因自己忠而见疑、信而受谤，于是呼天抢地，穷诘究竟······说法还有许多，而确切的答案也许在公众话语里永远也无法为人所知了，但这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，是诗歌语言所营造出的歧义空间的魅力所在。

无论歧义空间的范围有多大，反观这首《踏莎行》，情绪上是悲怆而近乎绝望的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这样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使然；与苏轼、黄庭坚相比，秦观是三人中年岁最小的一个，可是，却是最早去世的一个。

这样的描述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容若的影子，也难怪容若深爱秦观其人其词，把他引为隔世知己了。但是，秦观的悲哀不同于容若的富贵闲愁，他的经历也不同于苏轼和黄庭坚，他的生活似乎永远在低谷里徘徊。有人说秦观早年科举失利，便颓丧得几乎无以自拔，可见其性格的敏感和脆弱，殊不知那场科举秦观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参加——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坐了牢，这个牢还是皇帝的诏狱，可见事态的严重。好容易出诏狱后，已经倾家荡产，只能求亲告友，想谋一个教书先生的工作。自此之后，无论官场还是人生，秦观几乎永远都在底层，也永远都在经受波折，即便在死后，也因为党争的牵累，名列元祐党人碑，书被禁、版被毁，子孙不得入仕。秦观这一生，唯一的顶点就是他的词（这甚至让他凌驾于苏轼之上，因为苏轼以诗入词，在当时过于前卫，并不被太多的人接受），而最有自信的生活便只是在歌楼酒肆之间、黛眉红袖之侧。

今天如果有人去郴州，可以在苏仙岭上看到一块大石碑，碑上是秦观的这首《踏莎行》，还有苏轼的跋，由米芾题写，因而得名“三绝碑”。一块小小的石碑或许没有什么看头，可看的是石碑背后的这些故事。</div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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